随着房租上涨，群租和有关群租的话题都热了起来。由于有了“胶囊公寓”，这一话题更是有了新的内容。最初，笔者以为这种对住宅细致入微的分割方式，只能诞生在上海、广州这样的精细或者商业气氛极为浓厚的城市，大大咧咧的北京人既不屑于这么做，也根本就不会这么做。事实证明，我错了，一件事情愿意不愿意做，那要看它的利益诱惑有多大。曾经以为群租只是个别不开眼的房东的“龌龊想法”，可是现在笔者邻居的房屋已经被群租客占领了。

　　毫无疑问，群租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一个“钱”字。房客要多省钱，房东要多赚钱。于是，有限的空间只能被分割成若干个单元，以平衡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虽然“蚁族”们在抱怨“京城房贵，居大不易”，但是来北京寻找机会的北漂们只见多不见少；相应地，虽然楼市调控年年有，但房价只见其涨，难见其落，当房租也迅速上涨的时候，大家只能从原来两人合租的单元房里搬出来，住进群租房。这大概就是群租房的由来。

　　对于群租房，无论是房客还是邻居，大概没有人会满意。笔者邻居的房子被中介租给了一家小公司，摆了几张学生宿舍淘汰的上下铺，住进五六个或者七八个人。这一点，你始终无法搞清楚，因为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新面孔。这些人显然很早就实现了“错峰上下班”，每天晚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络绎不绝。大概只有一两把钥匙，每个人回来都大声地砸门，砸到房里终于有某个人被吵得实在受不了，才起来开门放人。像这样的情况在笔者所在大院的几栋楼里到处可见，这样的情景在任何一个有群租客的单元里也随时可见。

　　其实，这些问题只是群租房衍生问题的最微不足道的一种，由于“群居”导致的煤气中毒、火灾隐患、盗窃、刑事案件、物业损毁、邻里纠纷等等才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布了《关于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的出台，体现了政府部门要解决群租以及群租所带来问题的决心，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是，这也仅仅是第一步，要真正解决问题，一个“草案”是不够的，甚至，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够的，它需要政府、企业乃至公众本身“合力”参与。

　　当然首先是政府要管。“管”有两个意思，一是要承担政府应尽的责任，二是要加强管理。承担责任即满足最基本的居住要求，比如多建廉租房、公租房。但是廉租房和公租房的建设是需要周期的，而且对申请人也有很多限制，比如工作、户口、收入等等，远水不解近渴，对于庞大的北漂族来说，公租屋的供给速度几乎永远不可能满足需求。所以，要加强对社会出租屋的管理，防范有可能出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协调邻里关系。比如“草案”中对出租房屋的要求：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等等。虽然只是草案，即使执行其效果也需要观察才能确定，但规范总比无法可依要好。

　　但是，政府管理最大的困难是执行。由于出租房屋数量庞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被动的方式，因此，必须发挥市民的监管作用。比如，通过群众举报，对违反规定和对邻居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对出租方（房东或者中介）处以严厉罚款或者取消出租资格。如果这种自下而上的举报通道不畅，或者处罚力度不够，管理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应该发挥企业的作用。在这方面，万科是一个表率。2008年的时候，万科在广州推出了自己廉租房的试验品“万科汇”。这座类似客家土楼的圆形建筑极像一个升级版的“猪笼城寨”，其内部按照功能划分为若干区域，既有供家庭使用的小单元房，也有一个人的公寓房和2人到6人的宿舍房，即使是6人的宿舍房，在设计师的巧妙设计下，也能够放置电脑等家具。同时，“城寨”内还有街区和娱乐服务设施，俨然一个小社会。这次试验体现了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给企业参与住房保障提供了一个研究样板。同时，万科还向社会公开征集捐献的家具、电脑等设备，减小了投资和住户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调动了社会参与住房保障的积极性，提高了公众对公益事业的参与程度。2008年万科饱受争议，但“万科汇”无疑是一项伟大的试验。

　　第三，群租房的问题必须公众广泛参与才能解决。政府的覆盖面有限，企业的参与程度有限，因此，要解决群租房，就必须有足够的房源，要加强管理，也必须依靠公众参与。首先，“胶囊公寓”是个很好的试验品，不应该急于否定，而是应该看到其社会需求。承认才能监管，承认后制定胶囊公寓的标准，包括房间大小，安全规范等等。最重要的，是要给出租房，尤其是胶囊公寓的业主减免房产税。应该看到，胶囊公寓是在帮政府解决临行时的住房保障问题，应该给予鼓励。减免税收后，业主会更积极地到有关部门登记，而相关部门在监管的同时应提供必要的帮助，使胶囊公寓规范化。当然，对于胶囊公寓准入必须要加以限制，比如限制在底层、必须征求小区居民同意等等，以避免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