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洪山区村民童贻鸿称，因18日遭遇强拆，自己扔砖头驱赶，被警方指“造成一人重伤”。因不信任当地警方，他20日来到北京自首。目前武汉关山派出所已派人进京与北京警方接触。

　　“进京自首”，又是一个关于拆迁的事件。当我们把这些事件综合起来品读的时候，就相互印证了权力悬殊的对比和其中的利益关系——第一，地方政府确实在拆迁中能获得巨大利益；第二，为了经济利益，公权力什么都敢拆；第三，公民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失去了对地方行政权力的基本信任。

　　此种中国式拆迁乱相，究竟何解？而眼下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新拆迁条例能够赶紧出台。

　　有人早就指出了此种权力病征的病灶所在——现今正在施行的拆迁法规，与宪法、刑法以及物权法都有相悖的地方，因此在拆迁过程中，才会出现执法混乱、无法可依的状态。在此种情形下，一年前，北大5名法学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并获得良性回应，此事在全国两会上也引起了热议。然而一年后的今天，新新拆迁条例的修改仍然遥遥无期。“阻力太大、情况复杂”，成了立法难成的理由——民意就这样遭到蔑视。    

　　那么，阻力在哪里？上书的几名教授都认为，困难主要来自“地方的阻力”。在高房价等于GDP的政绩认知意识里，阻力的真正来源是地方官员无休止的政绩膜拜，立法进程遭到了恶意绑架。而与此同时，公众对公权力在拆迁问题上能否保持最基本的司法公正，也开始出现了怀疑。正基于此，武汉洪山区村民童贻鸿宁可坐飞机“进京自首”，也不愿意相信地方警方。请问，地方公权力哪里还有公信力可言？

　　“进京自首”，表达的是公民最基本的公正诉求，表达的是公民最基本的物权保护诉求，而在现实的法制下，这些诉求显然没有得到也无法被满足。那么在公众利益面前，什么叫“阻力太大”？什么叫“情况复杂”？这些都不该是新拆迁条例一再拖沓而不能出台的理由，更不能也不该容忍其被利益绑架——越是有阻力，越是很复杂，就越该快刀斩乱麻，如此才能提升民主立法的社会进程。

　　因此，希望新拆迁条例的立法，能够赶紧提上日程——不能在征求意见之后就悄然夭折，更不能成为一个不堪的立法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