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楼”为代表的农民“被城市化”路径，已昭然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影响某些地方政府执政形象的民生问题，如今，破解这一难题的要略已曙光初现。

　　在我国城乡统筹的试验田——成都，当地政府于上周宣布将实现城乡自由迁徙，到2012年实现全域城乡统一户籍。各方对此评价颇高，认为这是对中国实施了数十年的户籍制度的一次根本性的突破。成都新政的魄力，除了落实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实施“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城乡统一公共服务”，由此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之外，最大的亮点是农民进城落户将保留其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从当年的“裸身出村”到如今的“穿衣进城”，成都市在制度上化解了缺乏城市生存能力的农民在“被市民”后面临的生存危机，将进城落户的主导权交到了农民手里，进而把城市化的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

　　在城市居民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确保了农民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是对农民的“偏袒”。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农民在这数十年当中已经为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因城乡产品、城乡土地、城乡劳力的剪刀差而付出了巨大代价，这种作为无疑是一种为时未晚的“反哺”。而反思近期来各地频现的因征地引发的农村集体用地拆迁纠纷，这种保留农民土地利益，进而使其在土地征用时的谈判桌上拥有更多筹码的举措，无疑是保障社会和谐所必行，代价也相对较小的合理手段。

　　不过，既然此举有着亡羊补牢的先天性质，在实施中也注定要面对诸多难题。首先是面对这个时间节点，此前已经被“以土地换户籍”的农民必然会觉不公，如何消除历史遗留问题的缺憾？其次，获益者的天平转向了农民，而城乡自由迁徙权意味着市民也有迁往农村的权利，这样一方面城市人才转向农村进而提振农村经济的好事儿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利益群体借此寻租的可能，该如何规避？

　　城乡一体的历史洪流不可逆转，虽然每一次民心所向的政策突破也依然会面临阻力与困扰，但只要有耐心、信心和责任之心，伴随着机制的不断完善，城乡剪刀差这一久被民众诟病的词汇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