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近期土地市场的表现和潜在影响，央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多家央企在土地市场“跑马圈地”，一方面提高了一线城市的土地门槛，使民企被迫转向二三线城市拿地；另一方面，在将来的房屋销售阶段，央企在区域市场也将获得更多的价格话语权。

　　乍一看，这种情况与“退房令”出台前的市场形态似乎有类似之处。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除中国海运等少数企业外，多数在土地市场叱咤风云的央企已领取了国资委发放的房地产开发“牌照”。

　　也就是说，虽然同为高价地的“制造商”，但如今的央企更加“光明正大”。即便外界存在质疑，但在“退房令”的“庇护”下，理由已不那么充分。

　　在本轮房地产调控的洗礼下，具有资金、土地、政府关系等多重优势的央企最终强势杀出，本是意料之中。然而回过头看“退房令”，却也并非无可指摘。

　　2010年3月18日，国资委要求78家非房地产主业的央企对地产业务进行调整重组，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任务后有序退出，只保留16家央企从事房地产业务。一年后，获批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央企又增加了5家。

　　事实上，与退出房地产业务的数十家央企相比，留下来的21家才是真正的“大鳄”。2012年的销售数据显示，中国建筑、保利集团的销售额超千亿元，与万科同属一个量级。华润置地超过500亿元；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央企，也达到200亿元销售额，跻身房地产业20强。

　　这些企业在房地产领域的销售业绩，对于做强国资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享有诸多资源配置优势的央企，显然占据了天然的市场高点，对民企而言压力不言而喻。且从市场表现来看，国资在土地市场掀起的风暴已有非理性因素。即便按照要求“不拿地王”，也难免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

　　在“退房令”推出三年以后，央企在房地产领域的角色与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事实上，不少央企旗下房地产业务的前身，往往可以追溯至其自建的职工宿舍和单位分房，这种形式带有较强的住房保障性质。此外，工业厂房和商业用房的建设，多为自用，也不具备商业属性。

　　合理引导国资，仍需倚赖“退房令”。在具体执行中，不妨归根溯源，在严格控制房地产业央企数量的同时，对其业务类型进一步加以限制。如要求其承担更多的保障房和普通商品房的建设任务，商业用房项目必须用于自用，承担更多城市规划和土地一级开发功能等等。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央企是房地产领域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退房令”在设计和执行中，需要在划定数量“红线”的同时，对资金流向进行合理引导。才能真正使之为城镇化的助力，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不是成为楼市泡沫的一个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