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缺少防护材料。四川省金川县毛里乡的村民选择了自己制作面具。当重大灾难发生时，谈论经济学的概念似乎有点不合适，因为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文精神，而经济学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活动都是货币化的，以反映价值。这种冠状病毒的流行对个人、企业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篇短文从一个小角度谈了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即如何看待口罩价格的上涨。
疫情爆发后，口罩变得稀缺，价格急剧上涨，甚至没有市场。为了找到面具，人们都展示了他们的魔力。媒体报道称，一些组织因不当拦截面具而受到处罚。这自然会引起一些讨论，例如口罩价格的上涨是否合理，以及如何分配口罩等。观点往往针锋相对。这种流行病导致对口罩的需求突然急剧上升，供需之间出现巨大差距。这是问题的根源，但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那么明确。争论在于通过提高面具价格来调节供求是否合理，非市场干预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以及如何干预。
自由市场价格:效率与公平
支持价格上涨的观点认为，自由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引导需求和供给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一方面，口罩价格的上涨使消费者能够节省口罩的使用，抑制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它增加了面具制造商增加产量和扩大供应的动力。这两者共同努力实现供需平衡。口罩价格的上涨对制造企业有利。由此带来的口罩供应的增加满足了人们应对这一流行病的需要，并有益于整个社会。
根据这个逻辑，我们不应该责怪那些抬高口罩价格的企业和商店。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角色。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也有利于社会，代表着资源的有效配置。
我相信许多读者会认为这种逻辑与现实相比似乎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在一些州(如德克萨斯州)，法律也禁止企业在重大灾难后提高基本必需品的价格。那么，经济学如何解释价格上涨是不合理的，或者价格控制是合理的？
一种可能性是短期内供给弹性非常低。例如，即使价格上涨，由于春节假期和防止员工返工的隔离措施，口罩的产量短期内也无法增加。与此同时，疫情使得消费者对口罩的需求变得僵硬，价格上涨并没有显著抑制需求。自由市场交易形成的(高)价格使消费者遭受的损失(消费者剩余的减少)超过生产者的利益(生产者剩余的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低于供需平衡形成的价格反而会使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
但是低供给弹性的假设只适用于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对价格上涨的反应将会反映出来。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面具的生产速度在加快。无论如何，从消费者/生产者剩余的角度来看，面具的合理价格仍然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框架内。其背后的逻辑是，支付意愿反映了他们对口罩需求的紧迫性(口罩带来的效用)。面具的货币价格引导着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整个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质疑自由市场价格合理性的另一个视角是公平，这可能是最直观的视角。当口罩的价格涨到几十元甚至更多，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负担不起的，这在社会上可以接受吗？高价格可能是实现供求平衡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人类生命的价值应该由货币价格还是支付意愿来决定呢？在主流的框架下
如果我们同意在发生重大灾害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不是指导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或者不能被社会接受，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呢？
可以先来先得。在一些地方，人们在商店排队购买口罩。每个人可以购买的面具数量是有限制的，这意味着价格也低于自由贸易形成的价格。事实上，时间被用来分配资源，而不是金钱。谁有时间尽早排队，谁有时间等待，谁就更有可能得到面具。这种方法没有“出价最高者获胜”的缺点，但不一定合理。那些不在背后买口罩的人可能比那些不买口罩的人有更高的“焦虑”。
另一种方法是根据紧急程度分配资源。慈善组织和公益组织在这方面经常发挥有益的作用，当然前提是它们自己的治理机制没有问题，而且更多的是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作用。至于紧急程度的定义，有些情况比较清楚。在这种流行病情况下，医务人员对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的需求比普通人更迫切。这一点不应该有争议，因此不应该反对政府征用医疗用品，优先考虑前线医务人员。
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如何区分紧急程度并不那么清楚。在一些地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通过公告栏和微信公众号码通知居民在指定的药店或场所进行预约登记和购买口罩。虽然有可能一些外来者没有被包括在内，但这通常反映了当地政府的良好管理水平。
上述三种分配模式，货币(市场价格)、时间(排队)和紧急程度，并不相互排斥。实际上，这三个方面可能都需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努力解决这一流行病带来的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的供需缺口。仅仅依靠自由市场价格来引导供给和需求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问题，并且不一定允许有限的医疗和护理资源用于最紧急的地方。然而，在不允许市场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很难引导生产的快速扩张来满足增加的需求。
更普遍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目前口罩的供应缺口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但实际上，医疗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具有普遍的意义。一个例子是在大城市的医院门诊排队登记的困难。此次疫情引发的一个反思是提高中国医疗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效率。有必要在质量和数量上弥补短缺。一个根本问题是市场和公共投资及政策在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疫情爆发后，所有参与支持湖北武汉的医疗队都来自公立医院。然而，就医院数量而言，私立医院占全国总数的一半，这似乎突出了公共投资在医疗服务等关系到民生的基本保障方面的重要性。
目前，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是重返工作岗位和防疫之间的权衡和平衡。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越强，就需要越严格的隔离和控制措施，因此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同时，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疫情的拐点是否正在发生或即将到来需要防疫专家的专业判断，是否复工、复工的范围和速度也涉及经济因素。由于这一流行病的演变仍然不确定，两者之间的权衡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从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民生导向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在疫情发生变化之前，控制疫情仍然是当务之急。经济应从与民生相关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入手，逐步从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入手，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群体。随着这一流行病的转折点并开始消退，恢复工作的范围将会扩大，直至经济复苏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反思古典经济学本身的演变。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古典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提倡经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新古典主义用边际效用价值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当谈到今天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时，人们经常引用亚当·斯密的书《国富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还写了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提出人类有同情心。在此基础上，他阐释了正义、善良、克己等道德情感的根源，揭示了人类社会赖以持续和谐发展的基础。
这两本书看起来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道德情操论》早于《国富论》出版，其中包含一些“看不见的手”未能促进社会福利的例子。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影响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其他后来者。这些经济学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经济分析涉及价值判断。古典经济学通常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新古典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为消费者提供的效用，这反映在支付意愿上。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看作是一门类似的自然科学，数学模型的应用在过去40年达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财富的分配。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上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促使人们反思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他们不仅重温了凯恩斯主义，还重温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除了市场和政府，还有社会伦理的视角。
今天，面对如此重大的流行病灾难，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冲到前线。我们比平时更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相互支持。这样，是否允许自由贸易来决定面具的价格应该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